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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式走紅”是時尚秀存活的唯一途徑嗎?

作者:Maria José Pérez Méndez 編輯:yijie.zhang 時間:2019年10月25日
內容來源:VOGUE時尚網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圖片庫   

文章導讀

T 臺的成本和碳足跡,加上其日程安排之飽和、內容消費之迅速,使得如今的時裝秀要想脫穎而出,就必須爭奪“傳播最廣”的頭銜。在這里,Vogue 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真的只有成為徹頭徹尾的奇觀,時裝秀才可能有未來嗎?

Chanel 時裝秀本身就是一場“病毒式走紅”的時裝秀??枴だ耢?(Karl Lagerfeld) 的作品每年都廣受歡迎和熱捧,以至于其精巧的 T 臺布景(他的繼任者維吉妮·維亞爾(Virginie Viard) 也延續了這一傳統)就顯得幾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今年也依然如此。這不僅要歸功于那些巴黎的屋頂,還因為這場 2020 春夏時裝秀是卡爾逝世后的首場春夏時裝秀。不過,最后登上頭條卻是一段意外插曲:喜劇演員瑪麗·貝尼奧利爾(化名Marie S'Infiltre)闖進了這場壓軸大秀,她在 T 臺上走了很長一段路以后,安保團隊才反應過來,并試圖將她請下臺。對大多數看秀觀眾來說,這已經足夠讓他們忘記寫下自己前排看秀的評論,立即發貼宣告這位 YouTuber 的闖入事件——事實也正是如此。但史詩般的終局尚未上演呢:最終,還是吉吉·哈迪德 (Gigi Hadid) 成功攔下了這名闖入者,并將她“押送”下場。相關視頻和圖片在網上傳得漫天遍野,瀏覽者很快分成兩派:一派支持這位喜劇演員,一派站在哈迪德這邊。這正是“病毒式走紅”兩面的完美示例:一面“讓人畏懼”,一面“讓人艷羨”。某件事情引起的巨大轟動哪怕成功登上了《紐約時報》的報道,也可能一周后就會在人們的談話中消失得無影蹤??纯催@場病毒式傳播的現象,以及過去一個月里其他幾場或多或少相似的事件,人們不禁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時裝秀能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變成徹頭徹尾的消遣娛樂,那該怎么辦? 

我們是否還需要這些大秀,這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辯論話題了。但關于可持續發展所獲得的討論再次將這場辯論拉回了臺前,斯德哥爾摩宣布終止他們的時裝周后,辯論更是熱度大增。弗朗西斯卡·穆森 (Francesca Muston),全球趨勢預測機構 WGSN 的時尚總監稱斯德哥爾摩的這一決定“大膽而意義重大”,不僅是在向格蕾塔·通貝里 (Greta Thunberg) 那場迫切的(當然,也是傳播極廣的)演講看齊,也是與Gucci 或 Burberry 等品牌削減其碳排放的行為,以及七國集團會議上幾大時尚巨頭達成的協議相一致。

過時的與時新的

穆森認為,這一情況,再加上“全新的零售階段,更易接受的定制產品,還有數字媒體和線上市場的全速發展——甚至在奢侈品行業也是如此——意味著傳統時裝秀的日程即將被打破?!卑材取貓D爾 (AnnaWintour) 在她的大師班課程中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那種‘人人都必須在同一時段舉辦大秀’的想法已經完全過時了,聽著全世界到處都在沒完沒了地討論這些日程安排,我真是煩躁不已。為什么?我們是時尚業從業者,我們的工作就是做改變,我們必須一馬當先?!币苍S這是一種令人相當不快的內部視角,但無論如何,它依然存在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中,那就是:大秀仍然起到溝通作用,仍然是一種病毒式傳播的形象工具,許多品牌都想要繼續從中獲益。

“如今的時裝秀不過是在展示一個品牌的財富和權勢?!盡anéMané 的設計師米格爾·貝杰爾 (Miguel Becer) 說道:“大秀一直是品牌成衣系列的樣例,也是品牌吸引力的一個例子,但[頂級品牌更是如此],人們必須承認,品牌大秀向公眾展示了時尚公司的權勢能有多大?!边@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會有 Chanel 的巨大布景,瑪利亞·格拉齊亞·基烏里 (Maria Grazia Chiuri) 為 Dior 設置的可持續花園,更不用說拉夫·西蒙斯 (Raf Simons) 在 Dior 任職時,亞歷克斯·貝塔克 (Alex de Betak) 為他設計的那座鮮花建筑物了。盡管圖像已然呈現出來,線上刊物也因此即刻發布了,當今傳播最廣的影響力卻仍需更進一步,展現與那場DJ、藝術家索菲 (SOPHIE) 為 Louis Vuitton 呈現的演出[3] 別無二致的表現。走近這場演出,你就會發現它更像一場多學科的大秀,而不是一場簡單的時裝秀。

表現大師

本季度,我們看到傳播最廣的時裝秀是Issey Miyake[4] 。這個褶皺革命背后的品牌所追求的是一系列的感官動作,其中大多依賴視覺要素,當然也有現場演講。一些模特踩著滑板出來,一些則舞動他們身穿的春夏單品,而最引人矚目的時刻是 T 臺半空中飛動的機器人給一些模特遞送他們要穿著的衣物。這感覺有點兒像 Dolce & Gabbana 在其 2019 秋冬系列中使用的無人機,還有 Alexander McQueen 1999 春夏時裝秀結束時往莎洛姆·哈羅 (Shalom Harlow) 身上噴灑顏料的機械臂;麥昆 (McQueen) 本人就是一位無可爭議的時裝秀表現大師。

說起戲劇夸張風格,麥昆 (McQueen) 和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 是兩位杰出的領軍者:他們二位的 T 臺大秀與其說是簡單的商業行為,倒更像是一場敘事表現。在大秀的情境之下,他們的單品得到了更好的詮釋;信息傳達也極為完整。正如男裝設計師、Vogue  2019 Who’s On Next 大獎獲得者 Carlota Barrera 所強調的:“時裝秀是交流想法、觀點和創意過程的渠道之一。我并不認為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毫無疑問,它是一個能在方方面面打動觀眾的大場面?!?/p>

還有更多例子:凡爾賽之戰時裝秀,這場 1973 年舉辦的時裝秀正式開啟了巴黎時裝周,或是 1984 年 Thierry Mugler 在天頂體育館舉辦的那場觀者甚多的時裝秀。這不僅事關布景,還有關體驗,就比如說 Rick Owens 2020 春夏大秀上纖弱易碎的那些泡泡。這場秀讓人想起了瑞克·歐文斯 (Rick Owens) 的墨西哥血統,大秀觸及了他的童年,在那段時間里,他母親故土的文化(他的母親坐在這場大秀的前排)遠比(大秀)所呈現出的更多。水和肥皂纖弱易碎的游戲可以看做是一個稚心猶存的結尾,與服裝銳利的幾何裝飾形成了鮮明對比。

歷史制作者

馬克·雅各布 (Marc Jacobs) 也不難被視作表現領域的大師,Instagram 的時尚伙伴關系負責人伊娃·陳 (Eva Chen) 指出,這位設計師“在他的大秀中,讓一支軍樂隊演奏《少年心氣》這首歌”。亞歷山卓·米開理 (Alessandro Michele) 在 Gucci 2020 春夏大秀中表述道:通過剪影和彩色圖像簡化所闡述的生命政治、個人特征和奇妙的新性感之所以得以呈現(至少得以部分呈現),要歸功于第一表現部分,其中模特所穿著的實用主義米白色單品明顯與意大利通常的多數派語言不同。這其中有許多關于拘束服和隔離服的暗示,這種感覺由模特的態度進一步強化出來:傳送帶將他們從候診室的一處移動到另一處時,他們依然面無表情。

有時,模特自身的表現也是一場時裝秀能否“病毒式走紅”的一大基本因素。Maison Margiela 和名模里昂·達梅 (Leon Dame) 都是如此,后者以其不同尋常的傲氣步態闖上 T 臺,鮮有看秀觀眾能不拿起自己智能手機,將這一幕銘刻于社交媒體中。[5] 是的,這是預先籌謀的——這位模特說:“此前,我腦海里就已有了一些想法,但我在大秀前一晚彩排時才和動作導演 Pat Boguslawski 一起成功想出這點?!北M管原因不盡相同,但還有另一個將載入史冊的時刻。那就是詹妮弗·洛佩茲 (Jennifer Lopez) 穿著那條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連衣裙的現代版本走上了Versace 的 T 臺,在接下來的數小時內引爆了 Instagram 的信息流和小視頻 (Instagram story)。

時尚業似乎在社交網絡中找到了一個安全空間和一座不斷敲響的警鐘,參考社交網絡仍然是場公平的比賽:盡管自從時裝秀不再是私下展示而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就開始有了戲劇性,但這也讓信息隨時以供取用,似乎就讓這些頗具紀念意義的時刻也隨之聲名大噪了。如今的時裝周日程,每天都有一打 T 臺秀上演,各類潮流接踵而至,追求轟動效應似乎成了一種必要手段,能保證時裝秀不僅作為其自身而吸睛,同時也作為品牌媒體表現力的象征,走運的話,還能轉化成銷售額。

文章來源:Vogu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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